尊龙凯时摘 要：在這個新舊媒體相互融合的“全媒體時代”，負面新聞是個避不開的話題，激烈的市場競爭讓許多媒體把對負面新聞的報道當作剎手?，為博高收視率而一味追求轟動效應，結果難免流於低俗。事實上，隻要遵守基本原則，注意方式方法，負面報道也能有正面的積極效應。本文將就負面報道的積極意義及把握尺度進行探討。
對於什麼是負面新聞，國內外學者眾說紛紜，有的將其等同於批評性報道，有的則認為是對負面題材進行報道，很難有一個准確的定義，綜合各家觀點，筆者更傾向如下表述：負面新聞（負面報道）是指新聞媒體發布的有關違背法律或倫理道德，與人類自身和人類社會發展潮流相悖、損害人類利益的事實的新聞[1]。它不同於贊揚、謳歌先進典型的正面報道，其主要作用就是揭露社會陰暗面，批駁歪風邪氣。如何對負面新聞進行報道，考驗著媒體的公信力。作為主流媒體，在進行負面報道時一定要有正確的認識，本著比例適當、堅守准則、客觀真實、關注個體的原則，才能拿捏好報道分寸，發揮其應有作用。
很長一段時間裡，主流媒體給人的印象基本上是“報喜不報憂”，怕負面新聞多了會影響社會的安定穩定，但從新聞傳播學角度來看，單一的正面報道不僅會讓人產生審美疲勞，同時也會對媒體產生不信任感，認為媒體沒有客觀反映現實生活，久而久之，受眾產生嚴重的逆反心理，隻要媒體報道弘揚的都會質疑其真實性，這樣的宣傳效果等於零。媒體人也逐漸意識到，隻有依照新聞規律，在進行正面報道的同時適度增加負面報道，並客觀全面地加以運用和正確引導，不僅能得到受眾的認可，改變固化形象，更能使負面新聞起到正面的積極作用。
1.輿論監督作用。新聞記者一向被譽為“社會守望者”，其天職就是以真實、客觀、公正的報道來還原事實真相、揭露社會弊病，一味地正面宣傳讓人們看不到存在的問題，也無助於解決問題，而通過媒體對社會上各種不良、丑惡現象的曝光，不僅能讓始作俑者原形畢露，得到應有的懲罰，促進問題的解決，甚至影響到相關政策法規的出台，從這個角度講，負面新聞報道對於促進改革，社會和諧絕對是一件好事。央視的《焦點訪談》就以輿論監督而著稱，欄目報道選題80%來自觀眾來信、來電，直接傾聽百姓呼聲。在福建，目前省級台的《第一幫幫團》、福州台的《新聞110》、莆田台的《今日視線》等欄目也都因輿論監督做得好得到社會好評。《今日視線》欄目自開播之日起就秉承“用良知檢討社會”的宗旨，架起百姓和政府之間的橋梁，成為百姓解決實際困難，傾吐心聲，表達意見的公共平台。2013年1月，《今日視線》欄目播出深度報道《誰為違法磚廠開綠燈》，對當地一家磚廠不經土地審批、不辦環評手續，歷經相關職能部門一年多的查處卻依然經營紅火的事實展開調查。整整半個月，《今日視線》緊緊圍繞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進行了三期“真相大追擊”， 通過記者體驗、現場採訪、電話連線等各種方式，就執法部門執法中存在的不作為，尊龙凯时監督不到位，推托等問題一一進行追蹤報道，公開予以曝光，形成了強大的輿論監督力度，最終促成了相關部門掀起整頓風暴，取締了違法磚廠，並使所佔用土地復耕。《今日視線》也因輿論監督有力度有深度，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，成為當地的知名品牌欄目，擁有很高的收視率。
2.警醒反思作用。從某種程度上說，許多負面新聞的發生並非獨立和偶然，而是和我們整個社會法治的不完善、道德倫理的缺失等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。比如醫療糾紛、食品藥品安全、家庭暴力等問題，就發生在普通人的生活中，因而更容易給人們的心理造成沖擊，這個時候媒體的引導作用至關重要。媒體如果能在確保其真實性的基礎上，進行辯証分析，引導人們警醒反思，總結更多有用的經驗，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，那麼負面新聞便有了積極意義。2013年9月，莆田《今日視線》欄目播出了《莆田對一違反人身保護令的家暴施暴者予以行政拘留為全國首例》的新聞，讓人們對“家暴”有了新的看法。尊龙凯时當事人張女士不堪忍受家暴，向當地法院提起離婚訴訟，並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。“人身保護令”發出后，李某並沒有停止家暴行為，基於此，當地法院與公安部門聯動對李某依法予以行政拘留五天的處罰。通過對本案的報道，不僅讓受眾學會碰到類似事件要到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，也引發了人們對公權力在遏制家庭暴力中所起作用的思考，全國婦聯、全國人工委也在福建開展了反家暴立法調研，讓人們看到解決家暴問題的法制曙光。
3.疏導維穩作用。在網絡時代，每個人都有了話語權，在信息傳播變得更加快捷的同時，各種真真假假的信息也泛濫成災。如果媒體不能發揮自己的功能，第一時間還原事件真相，不僅會讓民眾失去信任感，更因為無法得到真實的信息而造成種種猜疑，導致謠言滿天飛，造成民眾的恐慌。反之，則會讓謠言不攻自破，緩解民眾的不安情緒，有力維護社會的穩定。2011年8月期間，“莆田吧”上一個網名為“蛋求無愧於胸”的網民發帖說：莆田十字街的求生煎包一直用死豬肉做煎包，老板已經被抓起來了！一時間，市民紛紛猜疑，莆田廣播電視台新聞部在謠言傳播的初發期，盡快行動起來，記者採訪了莆田市衛生局衛生監督所負責人、“求生煎包”店老板、莆田市法律援助中心負責人等，及時播發《網上盛傳“求生煎包”摻入死豬肉？》新聞報道，主動消除人們的疑慮，有效阻擊了謠言的進一步擴散。前不久發生的昆明“3·01”嚴重暴力恐怖事件令人發指，人們急切地想知道：是什麼人如此地喪心病狂地濫殺無辜？凶手有沒有抓到？現場傷亡情況如何？事件發生后，各主流媒體都在第一時間進行報道，無論是對凶手實施抓捕、目擊者現場描述，還是現場救援過程介紹、醫院搶救傷員的直播，都真實客觀地呈現在受眾面前，讓大家了解事件真相，疏導民眾的恐慌情緒。盡管如此，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依然存在，更有別有用心之人借此煽動民族對立情緒，媒體就此及時採訪各界人士，讓民眾認清事件性質，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就表示：“不要把事件同特定民族聯系起來，如果我們因為這個事件遷怒某一個民族，將一個民族同暴力恐怖劃等號，那是完全錯誤的，那正是分裂主義勢力所希望的，無論碰到什麼困難和風險，我們必須要有民族團結的自信。[2]”通過媒體的適時引導，人們盲目膨脹的民族情緒終於回歸理性思考，明白不代表新疆，不能被別有用心的勢力利用，從而達成維護祖國統一和社會穩定的共識。
盡管負面報道有著正面報道所無法取代的作用，但它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，考驗著媒體的新聞觀、價值觀和公信力。所以，如何報道好負面新聞，讓它發揮正面引導作用，是每個媒體人應當沉思的一個課題。筆者認為，應該做好以下幾個方面。
1.要把握好平衡原則。媒體在刊播新聞時不僅要確保新聞真實性，還要注意正面報道與負面報道要有一個比例的平衡，堅持正面宣傳為主，同時合理控制負面新聞的數量，才能夠客觀反映社會現實，不至於引起過度偏激。而現實情況下，眾多媒體缺少統一的管理，經常是負面報道一窩蜂扎堆上，讓人實在有點兒吃不消。以2014年3月28日當天媒體報道為例，一打開網頁就會跳出一長串駭人的標題：《北京通州梨園一早餐點爆炸》（法制晚報）、《四川兩男童被扔下山崖》（華西都市報）、《瘋狂砸車窗團伙隻為偷錢上網》（海峽導報）、《23歲媽媽與兩歲幼兒命喪車輪下》（海都報）。而打開電視負面消息也是扑面而來：《北京懷柔男子因家庭房產糾紛持刀扎死6人》（央視13套）、《19歲未婚少女用電線綁飲料瓶溺死新生兒子》（浙江衛視）、《男子潛入富二代好友家棒殺其奶奶劫金飾》（江蘇城市），這些負面新聞密集地出現在同一天，讓人感覺生活裡隨時都在發生車禍、爆炸、殺人、搶劫等各種危險事件，這種擔心害怕會給人消極的心理暗示，造成一種社會混亂、人心險惡、毫無安全感的恐慌心理，不利於人們客觀認清現實、更不利於社會的安全穩定。
2.要避免產生負面效應。面對負面報道，媒體從業人員即使總體上做到了客觀真實，導向正確，但由於對報道細節把握失當，會產生可能連媒體都無法預料的負面效應。在對某些犯罪行為的報道中，有些記者為了所謂的生動而對作案過程及手法描寫得過於詳細，雖然滿足了普通民眾的知情權，但卻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做了“活教材”，不僅學習到作案手法，還能總結出反偵察經驗。新聞媒介被視為是犯罪行為的外部驅動力，媒介的消極暗示力量是刺激犯罪行為發生的主要外因之一。在許多刑事案件的審訊中，當問及犯罪動機時，經常聽到的回答是：看電視學的。再來看南平校園殺人案：2010年3月23 日早上，南平市延平區實驗小學門口發生特大凶殺事件，死亡9人、4人受傷。當天紅網就刊發了專題《南平殺人狂魔背后錯謬的人生軌跡》。3月25日，《廣州日報》以專版的形式花了二分之一的版面以《涉嫌故意殺人鄭民生被批捕》為題，重點通分析了鄭民生的許多細節，3月25日，《青島新聞網》以《歹徒匕首捅入小學生胸口攪動數下》為題，渲染鄭民生手段的殘忍。這種同類信息的短期迅速積累，給受眾造成了嚴重的心理恐慌，甚至留下心理陰影。
3.要時刻體現人文關懷。作為一個媒體人，一定要有自己的職業操守，最基本的就是必須具備人文精神，尤其是在負面新聞的報道中，更要體現人性的真與善，在報道過程中要尊重每一個採訪對象，充分考慮到對方的感受。負面新聞中很大一部分是突發事件，當面對天降橫禍，沒有幾個人能夠沉著冷靜，往往會情緒失控、尊龙凯时痛不欲生，這時如果記者抓拍特寫或抓著細節不放強行採訪當事人，不僅是對他們的不尊重，更會給當事人帶來二次傷害。在此次馬航MH370失聯事件中，媒體的許多失當行為受到民眾的質疑，從消息一開始傳出，就有大批記者蹲守在乘客家屬所在的北京麗都飯店，都希望能夠第一時間進行報道，有的記者甚至為了拿到獨家新聞，冒充家屬進行后對外發布，這種為一已之私完全不顧他人感受的行為激起了民眾的憤怒，有網友責問：“多追問馬航，而不是乘客的家屬，他們此刻知道的信息不會比你更多。已經有媒體發布大聲痛哭的家屬的照片了，畫面裡看到一圈照相機和攝像機圍著痛苦萬狀的他們在拍攝。給他們應有的空間和尊嚴，即使你記不住新聞倫理，也應該記得作為一個人的准則”[3]。試問，受眾需要這種毫無同情心的報道嗎？就算能吸引受眾的目光，媒體的形象也已蕩然無存。其他比如在採訪受到性侵害的女性時過分關注細節、採訪未成年人時圖片不注意進行保護，對車禍、殺人等災難事件現場再現太過真實慘烈等，都體現出了媒體人文關懷的缺失。一個沒有同情心的記者決不可能成為一個好記者，一個漠視生命的媒體也決不可能擁有長久的生命力。
[1] 高美,胡泳.對外傳播中的負面新聞報道[J].新聞記者,2012(2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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