尊龙凯时」的错别字，眼神好的同学可以找茬），于是索性换成了更常用的声旁「面」而作「麵」。
至于「麵」简化成「面」，更准确地说应是「替代」。这种替代方法在文字学中叫做「同音假借」，同音假借在先秦时期十分常见，之後就变得比较罕见了。
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》引用的《妙法莲华经讲经文》中的「面」表示「粉末」，以音义求之，即「麪（麵）」的同音假借字。
此外，张涌泉先生的《敦煌写本文献学》还提到了在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献》3833号《王梵志诗·负恩必须酬》中也有以「面」代替「麪」的例子：
元代杨朝英辑录的《阳春白雪》收录了一篇刘时中的《端正好·上高监司》（之後又收录在《元曲三百首》中）。简体整理版的《元曲三百首》〈端正好·上高监司〉有这么一句话：「【倘秀才】私牙子船湾外港，行过河中宵月郎，尊龙凯时则发迹了些无徒米麦行。牙钱加倍解，卖面处两般装，昏钞早先除了四两。」「卖面」即「卖麵」。
两种古籍版本均以「面」代替「麵」。明抄本中「麪」和「面」同时出现（该字有版本异文，尊龙凯时作「米[⿰麥失]行」、「米麪行」、「米麦行」）。
在1923年《国语月刊·汉字改革号》中，力主汉字拉丁化的钱玄同也说当时存在以「面」代替「麵」的用法（恐怕他想以此为据说明汉字也有表音倾向，以作为其汉字拉丁化的论据）。
可以说滥觞自敦煌文献中以「面」代替「麵」的用法，被元明时期的人继承了下来，并且应用到俗字领域。这种「写白字」的情况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「钦定简化字」所做的，就是将这些民间凡夫俗子习惯用的白字、错别字搜集起来，加以整理、简化、规范，称之为「规范字」。原本正确的写法反倒是成了「不规范字」。
汉字简化中，除了草书楷化之外，比较常用的方法就是「同音替代」（同音假借）了。
「草书楷化」完全是汉字形体内部的事情，与所记录的语言无关，笔者对此持中立态度。
而「同音替代」实际上牵扯了汉字与汉语语素之间相互的对应关系，不再是单纯的汉字形体问题了。因为「同音替代」破坏了汉字字形与汉语语素之间原本完整的对应关系，使得汉字丧失了其最有价值的表意职能而沦为纯粹的记音符号，所以笔者对「同音替代」总体上持否定态度。
先秦时代通假字发达，这是「表音趋势」占据主流的体现。但是发达的通假字的劣势也很明显：同音假借只能局限于一时、一地，出了这个时间或者空间范围就很难理解了。汉字坚持其表意特性，使得古人能够通过古籍直接与今人对话，使得东亚汉字文化圈操不同方言、语言（甚至不是同一种语系）的人能够通过「笔谈」的方式交流。这就是汉字打破时空壁垒的魅力。
另外汉语的同音字数量一直很多，必须靠汉字的表意职能在「书面语」上准确表词达意。
故而最後汉字形成了一边表音、一边表意的「形声字」体系。这是汉字适配汉语、为汉字文化圈里讲着不同方言（或语言）的人服务的最优解。
将先进发达的形声字体系（如使用形声字「麵」）重新改回像先秦通假字那样纯粹记音的局面（如改为「面」），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。
觉得「麵」字很复杂的话，可以按照草书楷化类推的办法，将「麵」类推简化成「麺」。尊龙凯时日本同样简化了汉字，但是他们就选择了用「麺」。
如果觉得「麺」字笔画仍然很复杂，可以把「麦」这个形旁直接换掉，换成表意差不多的「米」旁作「糆」。（按：明代字书《字彙·米部》：「糆，俗麪字。」可见明朝人已经帮我们把「糆」字给造好了，我们直接沿用即可。）
无论是「麺」还是「糆」，都是形声字，既能表音又能表意（区别字义），这与同音假借字「面（麵）」的性质完全不同。
如上图这个「一面之缘」的商标。设计者将「面」设计成碗筷+面条的形象，让人印象深刻。
虽然《说文解字》告诉我，「面」字其实是「頁」（表头颅）外面围了一圈，表示头部的边缘部分（脸面）。但是我仍然为「一面之缘」的设计者拍案叫绝。
这个例子实际上正是反映了人们对于汉字形体的「表意诉求」，而不希望汉字成为纯粹的「记音符号」。
哪怕成了记音符号，也会通过自己的想象力，重新赋予「面条」之「面」的象形表意理据。
另外就应用领域而言，同音假借对汉字字形与汉语语素之间对应关系的破坏，或多或少会使得书面语的表意不再精确，影响交流。
比如有食品叫「白面（白麵）」、「黑面（黑麵）」、「冷面（冷麵）」；又有惯用搭配「白面书生」、「黑面包公」、「冷面杀手」，这个「面」却和「麵粉」之「麵」无关。
又比如笔者曾经读过唐代诗人元稹的《生春》，有这样一句话：「手寒匀面粉，鬟动倚帘风。」「手寒匀面粉」是什么鬼？原来这个「面粉」在古代是「搽脸（面）的粉」，而不是今天吃的「面粉（麵粉）」。
是否有那么一天，能重新用先进发达的形声字「麺」或者「糆」来表示「面条」意义的「面」？笔者对此持乐观态度。毕竟政府的强制规定终有一天拗不过人民群众的习惯。
比如「叮噹」、「哐噹」的大陆规范字作「叮当」、「哐当」，但是仍然有相当多人「不厌其繁」地写「叮[⿰口当]」、「哐[⿰口当]」。
又比如「細雨濛濛」的大陆规范字作「细雨蒙蒙」，但是仍然有相当多人「不厌其繁」地写「细雨濛濛」。
人民群众自发地选择既表音又表意的形声字「⿰口当」与「濛」，而不是只表音的「当」与「蒙」，正是受到了汉字构形往形声化方向发展的巨大惯性。
而且新中国汉字整理规范过程中存在过「恢复（或部分恢复）七个繁体字和一异体字」的经典案例（见
），所以因「同音假借」而与不相干的同音字合并的「繁体字」出于精确表意目的的需要而被恢复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。